第118章 李世民庇护！(第2页)

萧然又给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一个惊喜。

世家垄断知识，萧然这种做法，很明显是得罪人的。

这一点李世民很清楚，李丽质写信的目的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希望李世民能庇护萧然。

世家势大，萧然和栲栳村没办法比。

李世民没有说话，眼底的惊涛已沉淀为帝王独有的深谋远虑。

他太清楚，这“义务教育”四个字，一旦传开，必然会戳痛世家大族的根基——那些世代垄断知识、凭门第坐享高官的家族，绝不会容忍寒门子弟有机会凭读书翻身。

萧然一个无势的“外乡人”，敢在栲栳村做这“破局”的事，无异于在刀尖上行走。

“得给这小子撑撑腰。”李世民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他在前面趟路，朕不能让他成了世家的靶子。”

长孙皇后放下信纸，轻声应道：“陛下说的是，萧然是个实诚人，办的也是利国利民的事，若是因这事儿受了委屈，寒的不只是他的心，更是天下想做事的人的心。”

李世民微微颔首，沉吟道：“直接赏爵位、给官职，太扎眼，反倒会把他架在火上烤。他要的不是这些，是让学堂能安安稳稳办下去，让那‘义务教育’的念头能喘口气。”

李世民一顿，有了主意：“赏，要赏得实在，更要赏得‘明’——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学堂、这萧然，朕护着。”

片刻后，旨意的大致轮廓已在他心中成型。

“其一，给栲栳村学堂下一道嘉奖圣旨，称颂其‘兴教化、利民生’，特别提一句‘虽非官学，其心可嘉’。”

“赏赐一批笔墨纸砚、雕花木桌，足够学堂用度——这些东西不贵重，却最能体现朝廷对‘办学’的认可，等于给学堂镀了层金，让地方官和乡绅不敢轻慢。”

“其二，单独给萧然一份赏赐：黄金百两，绸缎二十匹，再加一道口谕，由内侍当面宣读：朕闻栲栳村兴学，皆赖小郎君奔走。所行之事，虽看似细微，实关天下教化。望善始善终，勿畏人言，朕自有主张。”

黄金绸缎是实利，让萧然有底气应对开销；口谕里的“勿畏人言，朕自有主张”，则是赤裸裸的撑腰，等于告诉所有盯着萧然的人：这是李世民看中的人，动他之前掂量掂量。

长孙皇后听后笑道：“陛下这法子好。赏学堂，是彰其义；赏萧然，是安其心。既没把他推到风口浪尖，又明明白白亮了态度——世家纵有不满，也挑不出错处，总不能说‘陛下不该支持办学’吧？”

“正是这个理。”李世民做梦都想削弱世家，“这‘义务教育’现在还只是颗种子，得先让它在栲栳村扎下根，晒晒太阳，等长出苗来，再让天下人慢慢瞧。谁敢拔苗，朕就斩谁的手。”

此时的李世民已不再是单纯震惊于“义务教育”的新奇，更多的是看到了这颗种子里藏的国运。

若真能让天下百姓识文断字，让寒门有才者出头，那他治下的大唐，才是真的铁桶一般，再无世家垄断之弊，再无愚昧生乱之虞。

而护住萧然，护住这个小小的学堂，就是护住这国运的开端。

圣旨赏赐这些不用李五操心，李世民让李五早点回去。

告诉李丽质他明日会去栲栳村。

圣旨流程其实有点多，但李世民加急，这种事情应该是很快的。

在贞观时期，直接推行覆盖天下的义务教育确如空中楼阁，但从“富裕村子试点、朝廷鼓励引导”入手，倒是贴合时代条件的务实之法。

选“富裕村”试点，先解“生存与教育”的根本矛盾。

大唐粮食亩产低，普通农户家的孩子是重要劳动力——放牛、拾柴、照看弟妹，少一个人干活可能就影响全家温饱。

但富裕村子不同：家里有余粮，甚至雇得起帮工，孩子不必“以劳代食”。

家长更看重“识文断字能帮家里管账、跑商”，对上学的抵触会小得多。

比如长安周边的樊川、洛阳近郊的村落，或是像栲栳村这样因煤矿、琉璃产业富起来的村子，农户有余力让孩子每天抽两三个时辰上学，农忙时停课也能接受。

朝廷只需针对性补贴：给学堂送些笔墨、派个老秀才兼课，再对办学的村子减免半成赋税——对富裕村而言，这点“甜头”足够撬动他们尝试。

“朝廷鼓励”要藏锋芒，避世家锋芒，重“实用”破抵触。

世家反对的核心是“知识垄断被打破”，但若试点学堂不教科举经义，只教“识字、算数、写契约、看告示”，反而能减少阻力。

朝廷可明说：“此非为取士，只为百姓能算清田租、看懂律法，少受奸猾之徒蒙骗”。

这话既符合李世民“安民生”的调子，也让世家挑不出错：总不能反对“让百姓看懂自家田契”吧？

鼓励方式要“软”，不强制，只表彰。

哪家村子办学堂，就给村正挂块“教化有方”的牌匾，让他在乡绅里体面。

孩子学满一年能写家书、算清账目，就给家里发两斗官粮当“奖励”。

对农户而言，“读书能换实在好处”，比空喊“教化”有用。

对世家而言，这种“不碰科举、只扫盲”的学堂，暂时够不成威胁，未必会急着打压。

试点的核心是“积累经验”，为将来铺路。

李世民真正的心思，是借试点摸清“教育与民生的平衡术”。

比如农忙时如何停课、如何用沙盘代替昂贵的纸张、如何让农夫信得过“读书不耽误干活”……

这些细节，非一纸政令能解决，必须在实践里磨。

更重要的是，试点能培养“基层火种”：富裕村的孩子学会识字后，或成村里的“记账先生”，或帮邻里写书信，慢慢让周边农户看到“读书的好处”。

等十年八年，这些孩子长大，若有人能凭本事进县府当小吏、或把家族生意做得更大，自然会成为“读书改变命运”的活例子。

到那时，不用朝廷强推，普通农户也会盼着孩子上学，世家的反对声会越来越弱。

说到底，这种“试点+鼓励”的路子，是把“义务教育”的宏大目标拆解成“让一部分村子先尝到甜头”的小步。

它不触碰当下的生存根基，不与世家正面冲突，却能像栲栳村的火种那样，慢慢把“读书不是奢侈品”的念头，种进更多人心里。

对李世民而言，这或许是在贞观年间，最能靠近“义务教育”理想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