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7章 于吉(第2页)

孙策闻言，冷笑一声：“妖言惑众！今日我便斩了你，看天能奈我何！”

随后命人将于吉绑于闹市中的木桩之上，准备行刑。

关于于吉临刑时的情景，不同史料的记载差异极大，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据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记载，于吉临刑时，“天忽大风，云气晦冥，白日如夜，江水涌溢，岸上百姓皆哭拜，呼‘仙人’不止”。

刽子手见此异象，吓得双手发抖，刀都掉在了地上，竟无人敢举刀行刑。

孙策怒不可遏，亲自夺过侍卫手中的环首刀，大步走到于吉面前，厉声喝道：“妖术休得放肆！”

随后手起刀落，将于吉斩首。

然而，更离奇的事还在后面——于吉死后，其尸身竟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仅留下木桩上的绳索与几滴血迹。

次日清晨，有百姓在城外的穹窿山中发现一株新栽的松树，其树干挺拔，枝叶舒展，形态竟与于吉生前身形相似；更奇的是，松针上凝结的露珠，滴在伤口上能止痛，饮之能缓解咳嗽，百姓皆言此乃“于吉仙化所成”，纷纷前往山中祭拜，甚至有士兵偷偷从军营溜出，为松树系上红绳，祈求平安。

而《三国志·吴书》注引《江表传》的记载则更为平实，仅称于吉“被杀，将士哀惜之”，并未提及大风、尸身消失等异象；西晋陈寿所着《三国志》正文，更是仅用“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

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策即令收之。

诸事华、陈端并从容向策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

这种差异，实则反映了时人对于吉的两种态度：统治者（如孙策）视其为“妖妄惑众者”，欲除之而后快，故在官方记载中淡化其“神性”；而百姓与部分士人则视其为“救苦救难的仙人”，不愿接受其死亡的事实，故在民间记载中添加“仙化”情节，以寄托哀思。

事实上，于吉的“神性”并非源于其真有超自然能力，而是源于乱世中百姓对“安宁”“健康”的迫切渴望。

东汉末年，江东虽远离中原战火，却因水网密布、气候潮湿，疾疫频发——建安初年，吴郡曾爆发大规模痢疾，“死者十之三四”，而当时的医术有限，医生多以“汤药灌之”，效果甚微。

于吉的符水或许并无实效，但他的出现，为身处苦难中的百姓提供了精神寄托：百姓饮下符水，便觉得“仙人已护佑我”，这种心理暗示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焦虑，甚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而于吉所传授的调息口诀、穴位按压之法，虽非“仙术”，却是他多年游历总结的民间医术，对缓解病痛确有帮助。

可以说，于吉的“仙名”，是百姓在苦难中“造”出来的——他们需要一个“仙人”来承载希望，而于吉恰好成为了这个载体。

于吉死后，孙策的命运也印证了其临终前的“不祥之言”。

建安五年五月，孙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因追逐一只鹿而与侍卫走散，途中遭遇许贡的门客（许贡曾为吴郡太守，因反对孙策被斩，其门客欲为其报仇）。

双方发生搏斗，孙策被箭射中面颊，身负重伤。

回到军营后，孙策的伤势日渐恶化，临终前，他恍惚间见一白发老者立于床前，身着素布道袍，手持藜杖，正是于吉的模样。

孙策惊呼一声，吐血而亡，年仅二十六岁。

此事虽为巧合，却被百姓解读为“于吉索命”，更让于吉的“仙人”形象深入人心。

此后，江东百姓对于吉的祭拜从未断绝，即便在孙权建立吴国后，也未明令禁止——据《吴书》记载，孙权的皇后潘淑曾私下供奉于吉画像，祈求子嗣，而孙权得知后，也仅是“默然不语”，并未加罪。

于吉之死，并未终结其“传奇”，反而让其形象在民间不断被神化，甚至逐渐融入道教体系，成为跨越千年的“民间神只”。

西晋时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将于吉与左慈、葛玄并列为“汉末三大方士”，称其“得太平之道，能通鬼神，济万民，虽身死而神不灭”。

葛洪认为，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虽部分内容“略显粗陋”，但核心思想（如“关爱百姓、反对暴政”）与道教“无为而治”的理念相通，故将其纳入道教经典体系。

东晋时期，道教理论家陶弘景在《真诰》中，进一步将于吉的地位提升，称其“死后升仙，为‘太平广化真人’，居太上老君座下，掌管人间疾疫之事”。

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系统化，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被列为“道教早期经典”，其本人也被尊为“太平道始祖”之一（另一始祖为张角）。

北魏太武帝时期，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太平观”，供奉于吉画像，每逢疾疫之年，便举行法会，祈求于吉“驱邪除疫”。

南朝梁武帝萧衍笃信道教（后改信佛教），曾下令在吴郡为于吉重修“太平观”，并亲题匾额，追封于吉为“太平普惠真人”，这是官方首次正式承认于吉的“神只”地位。

唐代是于吉“神化”的关键时期。

唐玄宗李隆基崇尚道教，曾下令将《太平青领书》列为“国子监必读典籍”，并命人将于吉的故事改编为《太平广化真人传》，颁行天下。

天宝年间，唐玄宗更是下令在全国各州郡修建“太平观”，以于吉为主祀神，规定每逢正月十五（于吉诞辰，民间传说），官员需前往祭拜，祈求地方平安。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全国共有太平观120余座，仅江东地区便有30余座，可见于吉在唐代的影响力。

宋代，于吉的“神只”地位进一步巩固。

宋真宗赵恒曾亲赴吴郡太平观祭拜于吉，并御笔题词“济世爱民，太平广化”，将其画像纳入“道教诸神图谱”。

宋徽宗时期，由于朝廷崇信道教，于吉被加封为“太平广化普济真君”，其祭祀规格与“三清四御”之下的“十殿阎罗”相当。

在民间，于吉的形象也更加具体化：百姓将其视为“健康之神”“平安之神”，家中若有人生病，便会供奉其牌位，焚香祷祝；渔民出海前，会向其祈求风平浪静；甚至商人开业，也会祭拜于吉，祈求“生意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