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7章 于吉

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中原大地已被烽火啃噬得千疮百孔。

黄巾起义虽已被镇压，但其余烬未熄——河北张燕率“黑山军”纵横太行，南阳韩遂、马腾据凉州反叛，甚至洛阳近郊都常有流民聚众劫掠。

朝堂之上，宦官与外戚仍在争权，灵帝耽于享乐，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州郡牧守则趁机拥兵自重，昔日一统的大汉天下，已然呈崩裂之兆。

就在这兵戈扰攘、礼崩乐坏之际，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的乡野间，却常有一位白发老者的身影。

他身着洗得发白的素布道袍，腰系麻绳，手持一根枯瘦的藜杖，杖头挂着个粗布行囊，里面装着符纸、艾草与一小罐净水。

此人便是于吉，其生平籍贯在正史中鲜有详载，仅《后汉书·襄楷传》附记提及“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而《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则详细记载了他在江东的行事，足见其一生与“太平道”思想及江东之地的深厚牵绊。

关于于吉的早年经历，史书中仅有零星线索可寻。

据《太平青领书》（后世称《太平经》）的序言残卷推测，于吉可能出身琅邪郡（今山东临沂一带）的寒门，早年曾在当地研读儒家经典，后因不满汉末官场腐败，弃儒从道，游历天下。

他曾到过蜀地青城山，与隐世的方士探讨炼丹之术；也曾去过荆州云梦泽，观察水患与疾疫的关联。

直到中年，他才辗转至江东，因见此地远离中原战火，且水网密布、疾疫频发，便决定在此定居，以方术济世。

彼时的道教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方士群体鱼龙混杂：有追求长生、炼丹求仙者，如后来的左慈；有以符箓驱邪、治病救人者，如于吉；也有借“鬼神之说”聚众谋逆者，如张角兄弟。

于吉显然属于“济世派”——他所到之处，从不在村落中张扬，仅在村口的古槐树下搭一个简陋的草棚，将行囊中的符纸、艾草整齐摆放在青石案上，再将净水罐置于案角，然后闭目静坐，等待有需要的人前来。

遇有贫病者上门，于吉便先询问病情，再焚香祷祝，口中默念口诀，随后以艾草蘸取净水，在患者额头轻点三下，又取一张符纸，以朱砂画就简单的符文，焚于水中，让患者饮下。

令人称奇的是，经他施治后，不少患痢疾、疟疾的百姓竟真的痊愈了。

久而久之，“白发仙人能治病”的消息便在吴郡、会稽郡一带传开，百姓争相奉之，甚至有村落为他立生祠，每逢初一十五，便杀猪宰羊祭拜，于吉却从不接受祭品，仅取少量米粮果腹，其余皆劝百姓分与贫苦之家。

彼时江东虽未如中原那般残破，却也受黄巾余党与地方豪强侵扰。

孙坚父子初据江东时，尚需仰仗地方士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与百姓的支持，对于吉这类“得民心而无实权”的方士，起初并未多加干涉。

于吉也深谙乱世生存之道，从不涉足军政事务——某次孙坚率军路过吴县，麾下将领欲邀他入营为士兵祈福，于吉却婉言谢绝：“将军将士皆为保境安民而来，此乃大义，无需借鬼神之力。”这种“不攀附、不煽动”的态度，让他在江东安稳生活了十余年，宛若一株乱世中的古松，静默地扎根于民间土壤。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已平定江东六郡（吴郡、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庐江），正欲厉兵秣马，与曹操、袁绍三分天下。

此时的于吉，因常年在吴郡、会稽一带行医布道，声望已达顶峰——据《江表传》记载，于吉每至一城，“诸将宾客莫不毕集，使妇女就吉求福，吉往者，人但拜，不须复言”。

即便是孙策麾下的核心将领，如程普、黄盖等人，也多有私下信奉者：程普曾为患病的母亲向于吉求符水，黄盖则在出海作战前，暗中请于吉为士兵祈福。

这种“民心皆向于吉”的景象，渐渐引起了孙策的警觉。

孙策此人，少年英武，十五岁随父征战，二十一岁继父业平定江东，性情刚猛且极具掌控欲，向来不信鬼神之说。

他曾对左右谋士言：“此子（于吉）妖妄，能惑众心，若久留之，必乱我江东人心。”

其麾下长史张昭曾劝谏：“于吉虽为方士，然其行止无过，且深得百姓爱戴，若杀之，恐失江东民心，不利于日后霸业。”

孙策却不以为然，反驳道：“民心当向我孙氏，而非向一术士！他能使诸将不顾君臣之礼，能使百姓为其奔走，此乃隐患，不可不除。”

彼时孙策刚经历与庐江太守刘勋的战事，麾下将士多有伤亡，军中士气稍显低落。

而于吉却在此时前往丹徒（今江苏镇江）军营附近布道——丹徒是孙策的军事重镇，驻军多达万人，不少士兵因思念家乡、畏惧战事，竟偷偷离营，前往于吉的草棚求符水“保平安”，甚至有校尉级别的军官也参与其中。

此事被孙策得知后，他怒火中烧，当即命人将于吉逮捕入狱，理由是“擅入军镇，惑乱军心”。

于吉入狱的消息传开后，江东百姓哗然——吴郡百姓自发组织请愿队伍，手持香烛，聚集在孙策府邸前，请求释放于吉；会稽郡的士绅则联名上书，愿以家财赎其罪，甚至有人表示“愿代吉受刑”。

就连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吴太夫人）也亲自向孙策求情：“于先生在江东多年，治病救人，未有恶行，你为何要将他关押？军中将士多有受其恩惠者，杀之恐寒将士之心。”

孙策却态度坚决：“母亲有所不知，此人身怀妖术，能操纵民心，若不除之，日后必为大患。昔年张角以太平道聚众数十万，祸乱天下，今日于吉虽无反心，但其影响力不亚于张角，我岂能重蹈覆辙？”

吴夫人虽再三劝阻，却未能改变孙策的心意。

于吉在狱中并未怨天尤人，反而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狱卒因敬重于吉的为人，常暗中给予优待：为他送来温热的米粥，帮他打扫牢房，甚至允许他在狱中焚香静坐。

若有狱友患病（彼时监狱卫生条件恶劣，痢疾、疥疮频发），于吉便会传授简单的调息养气口诀，教他们以手指按压穴位缓解疼痛，竟也有不少人因此好转。

这种“身陷囹圄仍济世”的举动，更让百姓坚信其“仙人”身份，也让孙策的杀意愈发坚定——他深知，于吉的声望已足以撼动自己在江东的统治根基，即便其无反心，也断不可留。

建安五年四月壬寅日，孙策决定将于吉押至吴郡闹市处斩，以“儆效尤”。

临行前，孙策亲自前往监狱提审于吉，想看看这位“仙人”在临死前是否会露出恐惧之态。

面对孙策的质问（“你可知罪？”），于吉平静地回答：“我一生行医布道，未害一人，未取一钱，何罪之有？将军若杀我，恐有不祥之事。然我亦知将军忧心江东安危，若能以我之死换江东太平，我亦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