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李儒(第2页)

李儒的这一系列操作，看似粗暴，实则精准地击中了东汉皇权的软肋。

自汉和帝以来，皇帝多幼年继位，外戚与宦官轮流掌权，皇权早已沦为各方势力博弈的工具，“天命”的神圣性早已荡然无存。

李儒的废立之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既然旧的皇权秩序已经失去公信力，不如用最直接的暴力手段，将其彻底打碎，再以新的傀儡皇帝为核心，构建以董卓为绝对主导的权力体系。

这一谋略在短期内确实奏效：董卓通过废立，成功震慑了洛阳百官，掌控了汉献帝，成为东汉王朝实际的掌权者。

但从长远来看，它也彻底点燃了天下诸侯的怒火。

袁绍、曹操、孙坚等地方豪强以“讨伐董卓，匡扶汉室”为名，组成关东联军，兵锋直指洛阳。

李儒的“短期高效”策略，为董卓集团埋下了覆灭的种子。

关东联军的崛起，让董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联军虽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参差不齐，但兵力远超董卓在洛阳的驻军（约五万人），且占据“道义”优势——“清君侧，诛董卓”的口号得到了天下士民的响应。

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李儒再次为董卓献上一策：放弃洛阳，迁都长安。

李儒提出迁都，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地理、军事与政治形势的综合判断：

- 长安是西汉故都，地处关中平原，四面环山（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易守难攻，有“四塞之国”之称，远比洛阳（地处中原，无险可守）更适合作为军事据点。

- 关中是董卓的“主场”。董卓常年在陇西作战，与关中士族、羌胡部落有密切联系，迁都长安可以依托其根据地的资源与人脉，稳定后方。

- 洛阳距离关东联军过近，一旦联军突破虎牢关，洛阳将无险可守。迁都长安可以拉开与联军的距离，利用关隘险阻消耗敌军，为董卓争取喘息之机。

- 最重要的是，通过“焦土政策”摧毁洛阳，可以削弱关东联军的经济基础。洛阳作为东汉都城近二百年，是天下财富与人口的聚集地，将其焚毁，既能断绝联军的补给来源，也能让洛阳的百姓与财富“为我所用”（迁至长安）。

这一策略的核心，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放弃前沿阵地，收缩防线，将战争拖入对自己有利的地理环境中，再图后举。

从纯军事角度看，无疑是一步高棋。

然而，李儒的迁都策略，是以牺牲数百万洛阳百姓为代价的。

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正式下令迁都，李儒负责具体执行，其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

- 强制迁徙：李儒命军队挨家挨户驱赶洛阳百姓，“步兵、骑兵围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董卓传》）。数百万百姓被迫离开家园，沿着洛阳至长安的道路向西迁徙，沿途缺衣少食，饿殍遍野。史载“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原本繁华的中原大地，沦为人间地狱。

- 焚烧都城：为了不让洛阳成为联军的据点，李儒下令焚烧洛阳城。宫殿、宗庙、官府、民宅被付之一炬，“火三日不绝”，这座历经数百年营建的帝都，瞬间化为一片焦土。东汉太学收藏的典籍、历代积累的文物，也在这场大火中毁于一旦，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

- 发掘陵墓：为了掠夺财富，李儒还指使军队发掘洛阳周边的帝王陵墓与贵族墓葬，“悉发掘陵墓，取其金宝”（《三国志·董卓传》）。汉武帝的茂陵、汉明帝的显节陵等均未能幸免，墓中珍宝被洗劫一空，陵寝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李儒的这些行为，彻底暴露了其“唯结果论”的冷酷本性——为了达成战略目标，可以无视道德伦理，践踏生命与文明。

他或许认为，在乱世中，“生存”与“胜利”是唯一的正义，其余皆为虚妄。

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极端的暴虐，正在将董卓集团推向全天下的对立面。

迁都长安后，董卓集团确实获得了暂时的稳定。

关东联军因内部矛盾（袁绍与袁术不和，曹操孤军奋战失利）而瓦解，关中地区凭借地理优势，暂时隔绝了战火。

董卓在长安自封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出入用天子仪仗，权倾朝野。

李儒则继续担任核心谋士，辅佐董卓处理朝政，镇压反对者（如侍中蔡邕因感叹董卓之死而被处死，背后便有李儒的推动）。

然而，表面的稳定下暗流涌动。

一方面，长安地区的百姓因迁都带来的掠夺与压迫，对董卓集团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朝廷内部的官员（如司徒王允）虽被迫屈服，却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反击的时机。

更致命的是，董卓的残暴与多疑日益加剧，甚至因小事而诛杀亲信，导致集团内部人心惶惶。

李儒虽多次劝谏董卓“收敛锋芒，笼络人心”，却被董卓斥为“书生之见”。

君臣之间的裂痕，悄然扩大。

在董卓集团内部，最致命的矛盾莫过于董卓与吕布的关系。

吕布是并州军的核心将领，武艺高强，被誉为“飞将”，但性格反复无常，唯利是图。

董卓入京后，用重金与赤兔马收买吕布，使其杀死原主公丁原，归顺自己，并收吕布为“义子”，视为心腹。

然而，这对“父子”的关系，却因一个女人——貂蝉（正史中为董卓侍婢，《三国演义》演绎为貂蝉）——而彻底破裂。

据《后汉书·吕布传》记载：“卓常使布守中合，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

吕布与董卓的侍婢私通，担心被发现，内心惶恐不安。

此时，司徒王允趁机拉拢吕布，劝其诛杀董卓，“匡扶汉室”。

吕布起初犹豫：“奈如父子何？”

王允反问：“君子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

吕布最终被说动，决定反戈一击。

在这一过程中，李儒曾试图挽回局面。

他敏锐地察觉到吕布的动摇，向董卓进言：“布，国之猛将，若与明公离心，必为大患。今闻布与侍婢有私，明公不妨顺水推舟，将侍婢赐与吕布，以安其心。昔楚庄王绝缨之会，不究调戏爱姬者，终得死力相报。明公若能如此，布必感恩戴德，誓死效忠。”

这一建议，体现了李儒务实的政治智慧——他深知吕布的军事价值，也明白“女人与江山”孰轻孰重，试图用最小的代价化解矛盾。

然而，董卓的刚愎自用与占有欲，让李儒的努力付诸东流。

董卓不仅拒绝了李儒的建议，反而怒斥吕布“欺父罔上”，甚至掷出手戟欲杀吕布（“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

这一举动彻底寒了吕布的心，使其下定决心与王允联手。

公元192年四月，汉献帝在未央宫召见董卓，吕布以“护卫”为名，在宫门前设下埋伏。

董卓入宫时，吕布突然发难，大喊：“有诏讨贼臣！”

随即率亲信将董卓斩杀。

这位不可一世的权臣，最终死于自己最信任的“义子”之手。

而李儒，作为董卓集团的核心成员，此刻却因“病中”未能随董卓入宫（《后汉书·董卓传》注引《献帝纪》），侥幸躲过一劫。

李儒调和吕布与董卓的失败，并非其谋略不足，而是受制于董卓的性格缺陷。

他能看透人心，却无法改变人性；能制定策略，却无法让主公执行。

这正是所有“权臣谋士”的宿命——他们的智慧，终究要依附于主公的格局。

当主公陷入偏执与疯狂时，再高明的谋略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