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李儒

在东汉末年的历史长卷中，谋士群体始终是搅动风云的关键力量。

诸葛亮“隆中对定三分天下”，郭嘉“奇策助魏扫北方”，荀彧“奉天子以令不臣”，他们的智慧与理想，成为后世传颂的典范。

然而，在这星光璀璨的群体中，有一位谋士却长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便是董卓麾下的首席智囊李儒。

他没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也没有荀彧的“王佐之忠”，却以其冷酷狠辣的谋略，亲手推动了东汉王朝的最终崩塌。

他是董卓乱政的“总设计师”，是皇权瓦解的“催化剂”，更是那个时代黑暗与混乱的缩影。

尽管正史对其记载零散，但拼接起这些碎片，足以还原出一位乱世谋臣复杂而诡谲的一生。

李儒的早年经历，在《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种史料的缺失，既与他“奸臣”的历史定位有关，也反映了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群体中“非主流”谋士的生存状态——他们往往隐于权力幕后，不事张扬，却在关键时刻左右大局。

从有限的史料推断，李儒出身于中原地区的中小士族家庭。

东汉时期，士族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凭借经学传承与门第声望，垄断了官场与话语权。

李儒能跻身中枢，担任“郎中令”一职（据《后汉书·献帝纪》注引《献帝纪》），说明其具备扎实的经学素养与政治能力。

郎中令属九卿之列，掌管宫殿门户与皇帝侍从，是贴近皇权的核心职位。

这一职位的获得，既需要深厚的学识，也需要一定的人脉资源，可见李儒在早年便已在官场崭露头角。

然而，李儒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由衰转亡的“多事之秋”。

汉灵帝时期，朝政被宦官集团“十常侍”把持，卖官鬻爵、横征暴敛成为常态，士大夫阶层与宦官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引发“党锢之祸”——大批正直官员被诬陷为“党人”，或处死，或流放，朝堂之上只剩下趋炎附势之徒。

与此同时，民间疾苦日益深重，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响彻天下，席卷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

在这样的乱世中，传统士族的“忠君”理想逐渐崩塌。

一部分士大夫选择坚守道义，如卢植、王允，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另一部分则选择依附地方豪强，如荀彧投靠曹操，诸葛亮隐居待世，希望在乱世中寻找新的秩序。

李儒显然属于后者，但其选择的“主公”，却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鄙夷的陇西军阀——董卓。

这一选择背后，蕴含着李儒对时局的精准判断。

董卓虽出身行伍，粗猛少文，却在平定羌乱、黄巾起义的战争中积累了雄厚的军事实力。

他常年镇守陇西，麾下拥有一支由羌胡与关陇健儿组成的精锐部队，战斗力远胜中原禁军。

更重要的是，董卓在灵帝末年巧妙地利用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拒绝交出兵权，驻兵河东（今山西南部），静观时局变化，成为当时最具潜力的“黑马”。

李儒看中的，正是董卓身上那种“破坏性”的力量——在旧秩序已然崩塌的时代，唯有彻底打破旧框架，才可能重塑权力格局。

这种“唯实力论”的务实态度，成为李儒辅佐董卓的思想基础。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少帝刘辩继位，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彻底爆发。

何进密召董卓入京，欲借其兵力诛杀宦官，却不料计划泄露，反被宦官所杀。

董卓闻讯后，率大军星夜兼程赶往洛阳，恰逢洛阳城内大乱，宦官被袁绍、袁术等士族子弟屠戮殆尽，皇权陷入真空。

这一历史机遇，让董卓与李儒的组合得以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

董卓入京之初，兵力不过三千，面对洛阳城内盘根错节的势力（如袁绍、袁术等士族武装，以及丁原统领的并州军），并无绝对优势。

如何在短时间内掌控朝政？这成为李儒辅佐董卓的第一个难题。

李儒给出的答案是：以暴力打破平衡，用“废立皇帝”的方式，彻底重构权力合法性。

废立皇帝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必须师出有名。

李儒首先从“天命”入手，散布“少帝昏弱，不堪为君”的舆论。

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入京后，曾以“显阳苑阅兵”为名，召集百官，故意让士兵在宴席上“拔剑斩一人”，威慑众人。

席间，李儒“从容”进言：“少帝即位以来，灾异屡现，黄巾作乱，皆因君德不修。陈留王刘协，聪慧仁厚，有圣主之相，宜承大统，以安社稷。”

这番话看似引经据典，实则是为董卓废立找借口——将王朝的衰败归咎于皇帝“德不配位”，为新的权力秩序铺路。

为了强化“天命转移”的可信度，李儒还利用了当时的谶纬之学。

东汉时期，谶纬（预言吉凶的隐语）盛行，被视为“天命”的体现。

李儒暗中指使术士散布“代汉者，当涂高”“汉室气数已尽，董氏将兴”等谶语，将董卓包装成“应天承运”的新主。

这种舆论造势，虽荒诞不经，却在迷信盛行的时代起到了一定作用，让部分观望者产生了“董卓或为天命所归”的错觉。

舆论铺垫之后，便是雷霆手段。

公元189年九月，董卓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正式提出废立之事。

袁绍当场反对：“汉家君天下四百余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公欲废嫡立庶，非反而何？”

董卓怒叱：“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李儒见状，立刻上前厉声呵斥袁绍：“袁本初何敢逆天命！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皆为安社稷，定国家。今太师之举，正合古义，公若不从，必为乱臣贼子！”

一番话既搬出古代贤相的典故，又以“乱臣贼子”相威胁，瞬间压制了反对声音。

袁绍愤而离京，成为关东诸侯讨董的旗帜，但李儒的目的已然达到——通过袁绍的“叛逆”，反衬董卓废立的“正当性”。

随后，李儒亲自操办废立仪式：他逼迫何太后下诏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并宣读“策文”：“孝灵皇帝不究高宗眉寿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而乃有阙，罪之大者。陈留王协，圣德伟茂，规矩邈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居丧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宜承皇业，为万世统。”

这篇策文字字诛心，将少帝与何太后批得体无完肤，为废立披上了“顺天应人”的外衣。

废立之后，李儒深知“斩草需除根”。

弘农王刘辩虽被废黜，但作为曾经的皇帝，仍是反对者可以利用的旗帜。

为绝后患，李儒主动请缨，亲自前往弘农王府，赐鸩酒弑君。

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李儒带着毒酒见到弘农王，假意说：“服此药，可以辟邪。”

弘农王悲愤道：“我无疾，此乃欲杀我耳！”

拒不饮药。

李儒见状，不再伪装，命左右强行灌药。

弘农王自知难逃一死，与妻子唐姬诀别，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随后饮药而亡，年仅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