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 吕布

东汉末年的并州大地，寒风如刀，割过黄土高原的沟壑，也吹过阴山脚下的草原。这片夹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部族之间的土地，自古便是“胡汉杂居，民风剽悍”之地。

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一个注定要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婴儿呱呱坠地，他便是吕布。

关于他的早年，《后汉书》与《三国志》都语焉不详，只留下“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的寥寥数语，但结合并州的地域特质，我们仍能勾勒出他成长的轨迹。

在冷兵器时代，生存的压力往往催生出最极致的武力。

九原县作为汉王朝对抗匈奴、鲜卑的前线，孩童自幼便要学习骑射，否则难以在频繁的边境冲突中存活。

吕布的童年，或许就是在“马背上射雕，草原上逐鹿”中度过的。

这种环境塑造了他惊人的骑术——后世传说他能“倒悬于马腹，引弓射敌”，虽有夸张成分，但《三国志》载其“骁武给并州”，足以证明其骑术在同龄人中早已脱颖而出。

而他手中的戟，更是伴随其一生的标志性武器。

汉代的戟并非后世演义中“方天画戟”的华丽模样，而是“柄长丈二，刃开双锋”的实战兵器，吕布能将这种重兵器使得“迅捷如电”，足见其“膂力过人”绝非虚言。

青年时期的吕布，凭借一身武艺跻身并州军事集团。

当时的并州刺史丁原，是个“有武略，善抚士卒”的将领，他看中了吕布的勇武，更欣赏他身上那股“边疆健儿的悍不畏死之气”，破格任命其为主簿。

主簿本是文职，负责文书往来与府中杂务，丁原此举颇有深意——既想用官职笼络吕布，又试图以文职磨去他的戾气，将其培养成“文武兼修的将才”。

这段时期的吕布，表现得颇为恭顺，史载他“事原甚谨”，甚至常常在丁原处理政务时侍立一旁，静静观察。

或许此时的他，尚未被权力的欲望吞噬，只是一个在乱世中寻求安稳与前程的普通武人，心中藏着“凭武艺立身，靠战功封侯”的朴素愿望。

真正让吕布名声鹊起的，是他“飞将”的称号。

这一称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自汉代对顶级骑兵将领的尊称——西汉名将李广曾因“骁骑善射，逐匈奴于漠北”被称为“飞将军”，而吕布能获此誉，足见其在骑兵战术上的造诣。

据《后汉书·吕布传》记载，他曾率数十骑冲击鲜卑部落的包围圈，“戟挑三人，马踏七骑，鲜卑不敢近”，这种以少胜多的战绩，让他在并州军中的地位日益稳固。

命运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降临。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以“清君侧”为名率军入京，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窃据朝政。

这位来自陇西的军阀，深知“控制京城易，收服地方难”，尤其忌惮并州军的实力——丁原麾下的并州铁骑，是当时天下数一数二的精锐，若不能为己所用，必成心腹大患。

于是，董卓将目光投向了吕布。

董卓的诱惑极具针对性：黄金千两、明珠百斛、锦缎千匹，这些财物足以让一个边疆武人“瞬间跻身富豪之列”；而赤兔马的馈赠，更是直击吕布的软肋。

这匹“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项，高八尺”的宝马，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能让吕布的骑术发挥到极致。

但最具吸引力的，是董卓许诺的官职——“骑都尉、中郎将，封都亭侯”。

要知道，汉代的列侯分为县侯、乡侯、亭侯三级，都亭侯虽属最低等的列侯，却已是无数武将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吕布内心的天平开始倾斜。

丁原对他有知遇之恩，但若追随丁原，最多只能“在并州当个中下级军官”；而投靠董卓，却能一步登天，成为“天子脚下的侯爷”。

史载吕布“沉吟三日”，最终在一个深夜，带着丁原的首级出现在董卓营前。

这次弑主，成为他人生第一个无法洗刷的污点。

有人说他“见利忘义”，也有人辩解“乱世之中，良禽择木而栖”，但无论如何，他亲手斩断了自己与“道义”二字的联系。

投靠董卓后，吕布一度风光无限。

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让他“常侍左右，夜守内宅”，几乎将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他。

吕布也确实展现了“飞将”的价值——在一次禁军哗变中，他单骑冲阵，“一戟扫倒十数人，叛军皆披靡”，迅速平定了叛乱。

但这段“父子情深”的关系，实则暗藏危机。

董卓性情暴躁，“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虽因吕布“身手敏捷，避之”而未受伤，但那呼啸而来的手戟，已在他心中刻下深深的恐惧。

更让吕布不安的是，他与董卓的婢女私通之事——这位婢女并非《三国演义》中虚构的貂蝉，但这段私情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司徒王允的出现，给了吕布一个“解决麻烦”的借口。

王允是坚定的反董派，他看出吕布与董卓之间的裂痕，于是“以言语相激”，说：“将军与董贼虽为父子，然贼若知私通之事，将军性命难保。不如除贼兴汉，既能自保，又可扬名千古。”

这番话正中吕布下怀，他沉吟道：“奈如父子何？”

王允反问：“君子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

这句话彻底打消了吕布的顾虑。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未央宫门前，董卓按惯例入朝，吕布率亲信持戟侍立。

当董卓行至宫门时，早已埋伏好的李肃挺矛刺向他，董卓“裹甲不入，堕车而走”，惊呼：“吕布何在？”

吕布应声而出，厉声喝道：“有诏讨贼！”

随即一戟刺入董卓胸膛。

这位不可一世的权臣，到死都不敢相信，自己最信任的义子，会成为终结他性命的人。

两次弑主，让吕布彻底背上“三姓家奴”的骂名。

但在那个“臣弑君、子弑父”屡见不鲜的乱世，为何唯独吕布的行为被反复诟病？

关键在于他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丁原对他有知遇之恩，董卓与他有父子之名，他的背叛，不仅是对个人恩义的践踏，更是对“忠君孝亲”传统伦理的挑战。

从此，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就是那个杀了两个义父的吕布。”

诛杀董卓后，吕布一度迎来人生的巅峰。

朝廷封他为“奋武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仪比三司”意味着他可以享受与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同等的礼仪待遇，温侯更是县侯，比之前的都亭侯高出两个等级。

此时的吕布，与王允共掌朝政，站在权力的中心，仿佛看到了“匡扶汉室，名垂青史”的希望。

但好景不长，董卓的旧部李傕、郭汜在贾诩的怂恿下，率十万西凉军反扑长安。

吕布率军迎战，他亲率骑兵冲击敌阵，“戟法如狂风骤雨，杀得西凉军连连后退”，

但西凉军势众，且“皆百战之余，悍不畏死”。

长安城外的激战持续了八日，吕布军“伤亡惨重，粮草不济”，最终他不得不率百余骑突围。

临行前，他试图带走献帝，却被守城的士兵拒绝——这些士兵或许还记得，眼前这个“奋武将军”，曾是弑主背恩的凶手。

此后的数年，吕布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涯。

他先投袁术，袁术“恶其反复，拒而不受”；再投袁绍，袁绍虽接纳了他，却对他“外示恩宠，内实猜忌”。

在袁绍麾下，吕布曾率军征讨黑山军张燕，张燕有“精兵万余，骑兵数千”，吕布“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凭借这场战功，他向袁绍请求增兵，却被袁绍以“恐其难制”为由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