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2章 名声大噪
巴金巴老目光炯炯的望着钟望阳，语气深沉的说道：
“至于历史背景和某些描写，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回避历史的复杂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过程中有激流也有泥沙。
文学的责任是反思，是记录，让人们更加深刻的理解来路，从而坚定的走向未来。遮遮掩掩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望阳，我们是办杂志的，杂志的作用是什么？是发现好作品，扶持好作家，引导好风气！如果因为怕争议，就扼杀一部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那是我们的失职！
叶晨还年轻，但是他展现出了才华和胆识，值得我们保护和支持。我的意见是，《魔都文艺》应当全文连载这部《白鹿原》。如果外界有什么不同的声音，我可以说几句话。”
得到了巴老的明确支持和极具分量的肯定，钟望阳心中所有的疑虑和压力，顿时烟消云散。他回到编辑部，再次召开会议，郑重传达了巴金先生的意见。
巴老的威望和清晰透彻的分析，让之前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平息。即使仍有少数人保留看法，也无法再提出强有力的反对。
钟望阳望着在座的诸位编辑，当场拍板道：
“立刻安排排版！《白鹿原》作为重磅作品，下期开始连载！同时，我会将巴老的意见和我们的决定，写信告知叶晨同志！”
叶晨这边先后接到了钟望阳主编和巴金巴老的信件，钟主编的信是先到的，字里行间难掩激动：
“叶晨同志：大作《白鹿原》已拜读，心神震撼，连日不能平复！此作品气势宏大，意蕴深沉，实乃近年来罕见之佳作！
其于历史长卷中刻画人物之复杂、文化之厚重，令人拍案叫绝。虽有部分描写或引争议，然其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浑然一体，价值不容置疑。
我刊有意重磅连载，然如此巨作需慎之又慎，我已转呈巴老，力荐此作，望能得其指点……”
几天后，一封来自魔都、署名巴金的信，送到了叶晨手中。前来送信的邮递员眼神都是诧异的，毕竟巴老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但凡是稍微有点文化的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怎么都想不通，这么一位文坛巨匠，为何会给一个上大学的年轻人寄信？
叶晨心中也是难掩激动，他几乎是屏住了呼吸，拆开了信，把老的字迹清癯有力：
“叶晨通知：惠寄大作《白鹿原》收悉，读罢深为感动。你以年轻之笔，勾勒高原沧桑，探寻民族心史，勇气可嘉，功力深厚。
作品中所蕴含之悲悯情怀与历史反思，尤为可贵。文学需直面人生，需有担当。此作虽有挑战，然其价值正在于此，望勿为俗议所扰，精心修改完善，如需，可代为作序推荐。”
读罢这两封信，叶晨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心中的巨石落地，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他转身将手中的信件递给一旁焦急等待的贺秀莲。
秀莲仔细的看着，经过在叶晨身边这么多年的耳目渲染，她早就不是当初的那个女子。只见她眼眶渐渐湿润了，抬起头望着丈夫，担忧终于化作了无比的骄傲和安心：
“晨哥，太好了！巴老和钟主编都这么看重，这下没问题了！”
叶晨用力点了点头，目光再次投向桌上那部厚厚的手稿。他知道，通往省报、通往未来理想的道路，因为这部《白鹿原》以及两位贵人的鼎力支持，已经扑救了最为坚实的一块基石。
前方的风雨或许仍在，但他手中已经有了一把锋利的犁铧，足以破开冻土，耕耘出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
一九七九年九月，《白鹿原》如同一声炸雷，轰响在《魔都文艺》的版面上，其引发的回响远超叶晨之前的作品《少年犯》。
这部作品以其史诗般的宏大格局、对黄土高原深沉命运的挖掘、以及对复杂人性毫不避讳的刻画，瞬间攫住了全国读者的心。
人们争相传阅，讨论着白嘉轩的腰杆与仁义，唏嘘着田小娥的悲情与反抗，品味着朱先生的睿智与超然，更被那片土地上五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所深深震撼。
叶晨的名字，再一次的被推至风口浪尖，“伤痕文学奠基人”的光环之上，更被加上了“深刻的历史书写者”、“卓越的叙事者”等更为厚重的头衔。
无数的读者来信雪片般飞向杂志社和叶晨所在的大学，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人们惊叹于这位年轻作家笔下的老辣与深沉。
然而正如钟望阳和巴老所预测的那样，巨大的赞誉必然伴随着尖锐的争议，文坛这片江湖，从不乏眼红与论争。
首先发难的，是一些秉持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评论家和老作家。他们在权威的文学评论刊物上撰文，措辞严厉：
“《白鹿原》无疑展现了作者叶晨同志惊人的叙事野心和笔力，然而其创作方向存在着严重偏差！
作品过于沉溺于封建宗法社会的阴暗面描写，大量自然主义的情欲刻画（尤其是田小娥相关情节）是否必要？这是否是一种“暴露文学”的沉渣泛起，在迎合某种低级趣味？”
“小说对历史进程的描写过于灰暗和混乱，未能清晰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进步性。对于格命队伍内部的某些复杂现象（如黑娃等人的命运轨迹），其描写是否客观？是否带有某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倾向？”
“作品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寓言，但其核心思想模糊不清，充满了宿命论的悲观色彩。白嘉轩所坚守的“仁义”是封建社会的精华还是糟粕？作者对此的暧昧态度，值得高度警惕！”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紧接着，一些与“伤痕文学”本就相左，或自觉被叶晨这位后起之秀锋芒所掩盖的文人，也趁机开始推波助澜：
“一部《少年犯》或许是时代的偶然，但是《白鹿原》暴露出了作者创作思想的深层问题：即对民族苦难和历史阴暗面的过度痴迷，缺乏昂扬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的文学是否需要如此沉重？”
“年仅二十余岁的青年学生，如何写出如此“老于世故”，洞察人性之恶的作品？其生活经验是否足以支撑如此宏大的题材？这背后是否存在哗众取宠的投机心理？”
这些批评文章引经据典，上纲上线，带着一股“老前辈”教训“不知天高地厚后生”的优越感，试图从政治导向、道德伦理、甚至作者资格上对《白鹿原》及其作者进行解构和否定。
这场由专业评论界引发的争议，迅速蔓延至更广泛的公众领域。报纸的文艺副刊、大学的文学社团、乃至工厂机关的读书小组，都分裂成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支持者们在据理力争：
“批评者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白鹿原》写的不是阴暗，是真实！是扎根于土地的、带着血泪的真实！田小娥的悲剧是对词人礼教最有力的控诉！”
“那些情欲描写并非噱头，它们是人物命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生命力的奔涌与毁灭，具有强烈的美学力量和悲剧冲击力！”
“说思想灰暗？恰恰相反！正是白嘉轩等人在动荡年代近乎固执的坚守中，在苍凉悲怑的命运底色上，我们反而看到了民族生生不息的韧性！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沉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