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金田起义建天国(第2页)

永安建制标志着太平天国从军事联盟向政权组织的转变。但制度并不完善：杨秀清“节制诸王”的特权，使其地位几乎凌驾于洪秀全之上；“天父下凡”的神权操作，更是为日后的内讧留下隐患。当时有信徒私下议论：“天父常在东王金口，天王反似虚位。”（《金陵癸甲纪事略》）

清廷岂能容忍太平军在永安立足？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钦差大臣赛尚阿调集4万清军，“环攻永安，掘长壕困之”。太平军坚守半年，粮弹渐尽，杨秀清提出“声东击西”的突围计：先以少量兵力佯攻东门，吸引清军主力，再集中精锐从北门突围。

咸丰二年四月五日（1852年5月23日）深夜，永安北门突然“火光冲天，杀声震野”。太平军“以死士数千为先锋，推倒城墙缺口”，突破清军防线。清军将领乌兰泰率军追击，在龙寮岭遭太平军伏击，“丧兵三千，军械无数”（《清史稿·乌兰泰传》），太平军成功突围。

然而，突围过程中，南王冯云山在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的埋伏。江忠源“伐木塞河，两岸设伏”，太平军船队受阻，冯云山“亲率卫队冲锋，不幸中炮牺牲”，年仅37岁。洪秀全闻讯“痛哭失声，几至昏厥”，称“天折我一臂”（《太平天国野史》）。冯云山是太平天国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他的牺牲使政权建设失去了重要的平衡力量。

太平军继续北上，六月攻克全州，随即进入湖南。在道州，洪秀全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历数清廷“剃发易服，毁我衣冠；贪污腐败，害我生民”等罪状，呼吁“士农工商，同心举义”。这篇檄文“传抄几遍湖南”，引发民众响应，“两月之间，兵至五万”，其中包括大批矿工、会党成员，甚至部分知识分子。

七月，西王萧朝贵率精兵奇袭长沙，在城南妙高峰督战时“中炮重伤，不治而亡”。萧朝贵骁勇善战，又是“天兄代言人”，他的死进一步削弱了洪秀全的权力基础，使杨秀清得以完全掌控军权。

虽然接连失去两位核心王爵，太平军却并未溃散。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稳定军心：“南王、西王归天，乃天父召之护驾，何悲之有？汝等当奋勇杀妖，勿负天恩！”（《贼情汇纂》）他调整战略，放弃强攻长沙，转而“乘虚北上”，连克岳州、汉阳，于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占领武昌。

武昌是长江中游的重镇，太平军入城后“开仓放粮，赈济贫民”，民众“携家从军者，日以千计”，兵力迅速膨胀至50万（包括家属）。在这里，太平军“造战船千艘，编水师营”，为顺江而下夺取南京奠定了基础。

从金田起义到占领武昌，短短两年间，太平军从一支万余人的农民武装，发展为雄踞长江中游的强大力量，其崛起的原因值得深思：

信仰的凝聚力是首要因素。拜上帝教的“天父天兄”体系，为底层民众提供了精神寄托和行动合法性。在“诛妖”的旗帜下，信徒“视死如归，战则争先”，正如《贼情汇纂》所记：“每战，必呼‘天父助我’，虽刀斧在前，无所畏惧。”

灵活的战略战术功不可没。杨秀清“审时度势，避实击虚”，从广西转战湖南、湖北，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太平军“善用间谍，知彼虚实”，甚至有记载称“武昌城内书生为内应，开城门迎太平军”（《武汉通史》）。

民心向背尤为关键。清廷腐败，“官兵所至，抢掠甚于盗贼”，而太平军“秋毫无犯，开仓济贫”，形成鲜明对比。在湖南，有民谣唱道：“百姓怕官如怕虎，官怕长毛（太平军）如怕狼；长毛来了不纳粮，官来了家破人亡。”（《湖南地方志》）这种民心的倾斜，使太平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补给。

当然，早期的太平天国也存在明显局限：宗教神权与世俗权力的矛盾初现，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暗流涌动；政策执行中的空想色彩（如绝对平均主义）难以持久；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毁孔庙、烧典籍）也引发士绅阶层的反感。但在1853年初，这些问题尚未暴露，太平军正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兵锋直指江南的核心——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