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风雪 作品

第276章 卢植(第2页)

卢植被召回洛阳后,幸得朝中大臣皇甫嵩、王允等人的力保,才免于死罪,改判“减死罪一等”,贬为庶民。

但他并未因此心灰意冷,而是回到家乡涿郡,继续以讲学为生,等待为国效力的时机。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辅政,东汉朝廷的政治斗争再次升级。

何进为铲除宦官势力,暗中召董卓率军进京。

卢植得知此事后,立即从涿郡赶赴洛阳,当面劝谏何进:“董卓为人残暴,野心勃勃,若召其进京,必为祸乱之源,不如早日打消此念。”

然而,何进刚愎自用,不听卢植的劝告,坚持召董卓入京。

不久后,何进被宦官杀害,董卓趁机率军进入洛阳,控制了朝政,开始了“废立皇帝、屠戮百姓”的独裁统治。

董卓掌权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决定废黜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即汉献帝)。

他在朝堂上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自己的决定,满朝文武皆因畏惧董卓的权势而不敢反对,唯有卢植挺身而出,厉声说道:“昔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宫;昌邑王嗣位,淫乱无度,霍光废之。今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卢植的话,既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王”典故,说明废立皇帝需有正当理由,又直接指出少帝并无过错,董卓的行为不合礼法,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

董卓见卢植竟敢当众反对自己,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卢植处死。

幸得侍中蔡邕(蔡文姬之父)与议郎彭伯求情,蔡邕对董卓说:“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董卓虽残暴,但也深知卢植的声望,若将其杀害,必失天下民心,于是便赦免了卢植,将其贬为庶民,勒令其离开洛阳。

卢植深知洛阳已是是非之地,若继续停留,必遭董卓迫害。

他在被贬后,并未回到家乡涿郡,而是选择前往幽州(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一带)隐居。

当时的幽州,虽远离洛阳的政治旋涡,但也已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之中——公孙瓒(卢植的弟子)与袁绍正在争夺幽州的控制权,百姓流离失所。

卢植在隐居期间,并未置身事外,而是时常向当地官员提出“安抚百姓、稳定秩序”的建议,力所能及地帮助流离失所的百姓,展现出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

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诛杀,东汉朝廷暂时恢复了表面的稳定。

汉献帝念及卢植的忠诚与功绩,下令征召卢植回京,任命其为尚书。

此时的卢植已年近花甲,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以国事为重,毅然回到洛阳任职。

在担任尚书期间,卢植多次向汉献帝提出改革朝政的建议,如“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安抚流民”等,希望能挽救东汉王朝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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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东汉朝廷早已名存实亡,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汉献帝沦为傀儡,卢植的建议根本无法得到实施。 公元192年年底,卢植因积劳成疾,在洛阳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临终前,他留下遗愿:“殓以时服,葬于土穴,勿起坟茔,勿设祭祀。”

这种简朴的丧葬方式,既体现了他一生“淡泊名利、崇尚节俭”的品格,也暗含对东汉末年奢靡腐败之风的无声批判。

卢植的一生,虽未如曹操、刘备那般建立霸业,也未如诸葛亮那般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绝唱,但他以“经学大师”“军事良将”“名师典范”三重身份,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影响贯穿整个三国时代,甚至延续至后世。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繁,儒学经典的传承面临中断的危机。

卢植作为当时的经学泰斗,不仅在年轻时深入钻研经学,还在晚年即便身处乱世,仍坚持讲学授徒,将儒家经典与思想传承给后辈。

他曾参与编撰《汉记》(东汉官方史书),对《礼记》进行注释,其经学着作《礼记注》虽已失传,但从《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料的引用中,仍可看出其对经学的独到见解。

卢植的经学研究,既注重对传统经典的坚守,又强调“通经致用”,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魏晋时期的玄学虽对儒学有所冲击,但卢植所倡导的“儒道兼修”“经世致用”的理念,仍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

卢植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他培养出了刘备与公孙瓒两位弟子。

刘备在卢植门下学习期间,虽未完全习得经学的精髓,却深受卢植“仁政”思想的影响。

后来,刘备在创业过程中,始终以“仁德”为立身之本——他在当阳撤退时,“携民渡江”,不愿抛弃百姓;在入主益州后,“与民秋毫无犯”,减轻赋税,这些行为都与卢植的教导密不可分。

可以说,卢植的“仁政”思想,是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核心精神支柱。

而公孙瓒虽在后期因权力斗争变得残暴多疑,但他早年在卢植门下养成的“尚义”性格,使其在北方边疆抵御匈奴时屡立战功,成为东汉末年北方重要的军事力量。

公孙瓒与袁绍的“界桥之战”“易京之战”,不仅改变了北方的军阀格局,也为曹操后来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

卢植的两位弟子,一位成为蜀汉的开国皇帝,一位成为北方的重要军阀,两人的命运与三国格局紧密相连,而卢植作为他们的老师,无疑在其中扮演了“人才塑造者”的重要角色。

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士大夫阶层面临着“坚守道义”与“妥协求生”的艰难抉择。

卢植的一生,始终坚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无论是面对宦官的诬陷、董卓的威胁,还是朝廷的腐败、乱世的混乱,他都从未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信念。

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体现了士大夫的“风骨”;他临危受命、领兵平叛,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他淡泊名利、简朴度日,体现了士大夫的“品格”。

卢植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也为后世的士大夫树立了榜样。

唐代诗人杜甫在《登楼》中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与卢植“乱世守道”的精神一脉相承;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留侯论》中强调“士人当有坚忍不拔之志”,也与卢植“屡遭贬谪而不改其志”的品格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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