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5章 穷人讨公道为什么这么难(第2页)

四川凉山的彝族大叔，儿子在矿难中去世，企业只给两万块“抚恤金”，他想找律师却发现县城里没有律所，最近的律师在三百公里外的市里，来回车费要花掉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钱。

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穷人往往处于最边缘的位置，维权时容易遭遇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基层执法中的“选择性执法”并不罕见。广东东莞电子厂拖欠200多名工人工资，劳动监察大队来了两次都只是“协调”，工人们发现厂长每天都给队长送烟酒，最后不了了之。

山东淄博的建筑工人带着工友讨薪时，工地方直接叫来派出所民警，民警指着他们的安全帽说：“再不散就按寻衅滋事处理！”

四川绵阳的一位大姐在拆迁时发现自家房屋评估单上的面积比实际少了15平米，去找拆迁办理论，主任拍着桌子说：“就按单子上的算，不服你去告！”她后

来才知道，这家评估公司是主任的亲戚开的。

河南南阳的村民们承包的水库被镇政府强行转包给外地老板，他们去上访时，镇干部说“这是为了乡村振兴”，带头的村民被村委会取消了低保资格，吓得其他人再不敢吱声。

社会组织支持的缺失加剧了孤立无援。江苏昆山的农民工自发组织讨薪小组，却被企业以“聚众闹事”为由报警，领头的被带进派出所训诫了6小时，出来后工人们都不敢再出头，最后每人只拿到欠薪的六成。

陕西咸阳的果农们想联合起来告果汁厂压价收购，却因为没人懂合同法律，连集体签名的委托书都不会写，最终只能看着果子烂在地里。

社会对穷人的刻板印象，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维权难度。“穷人难缠”“农民工素质低”等偏见，让执法者、司法者容易先入为主。

武汉的环卫工在清扫马路时被一辆奔驰车蹭倒，司机不仅不道歉，还骂她“碰瓷”。交警来处理时，看她穿着沾满灰尘的工作服，就劝她：“对方愿意赔500块就算了，别耽误人家时间。”可她的膝盖肿得站不直，光拍片就花了300元。

陕西宝鸡的菜农在超市门口摆摊被保安推倒，篮子里的西红柿摔烂一地，她哭着要赔偿，围观的人却说“农民就该在菜市场卖菜，跑到超市来添乱”。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失衡同样明显。

浙江义乌的小商贩被市场管理员无端没收摊位，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却被网友评论“肯定是他没交保护费”“穷人就是爱找事”，气得他三天没出摊。

外来务工者在工厂被机器轧伤手指，企业却说是他“违规操作”，他在网上发帖求助，反而被指责“想讹钱”，最后不得不删除帖子。

安徽亳州的种粮大户，因为合作社拖欠种子款去镇上讨说法，被拍成视频发到网上，配文“农民无理取闹”，他的女儿在学校被同学嘲笑“爸爸是疯子”，不得不连夜找人删除视频。

尽管艰难，但改变正在发生。去年冬天，陕西榆林的农民工通过“智慧法院”小程序在线立案，不用再跑几百公里到省城，手机上就能提交证据。

云南的公益律师团队带着便携式打印机下乡，现场帮村民打印起诉状，一年处理了200多起农民工维权案。

更让人暖心的是那些自发的善意：郑州的大学生志愿者每周六在法院门口设立咨询点，帮老年人填表格；上海的外卖骑手们建了个维权群，谁遇到欠薪就集体去劳动部门反映，去年帮37个同行讨回了工资。

安徽合肥的社区工作人员还专门制作了“维权路线图”，用漫画标注出从家到劳动仲裁委的公交路线、需要带的材料清单，连复印店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

江西赣州的驻村法官每月带着“移动法庭”到各村开庭，在晒谷场上摆开桌椅，村民们带着板凳来旁听，既解决了案子，又教会了大家怎么维权。这些微光或许微弱，却让更多穷人看到了希望。